說到學生在校就餐，不少人自然想到了校長陪餐制，這一制度在2019年4月1日起施行的《學校食品安全與營養健康管理規定》有明文規定，近幾年也一直貫徹落實。然而，校長陪餐制（包括近期出現的教育局長陪餐制），本質上是學校（教育部門）履行職責的措施手段，是一種自律監督形式，缺乏利益當事人一方（比如學生家長）參與監督，一些校園食品安全違法違規行為難以被揭發和遏止。學生家長陪餐制，作為一種他律的監督形式，客觀上起到校園食品安全的多重保險作用，在當前社會條件背景下，越來越顯示出它的必要性和積極性。

盡管學生家長陪餐制在《學校食品安全與營養健康管理規定》中也能夠找到出處，但僅僅是針對有條件的學校而言，換言之就是非硬性強制的措施。且不說此制度會有怎樣的作用效果，就連目前有多少學校實施過，都要打個問號。盡管學生家長陪餐制在施行上有一定困難和阻礙因素，但作為校長陪餐制的有效擴展，其積極作用還是占主要的，只要在思想認識、制度規范、操作措施等方面做好針對性探索完善，創造可操作性環境條件，家長陪餐制的落實是十分可行的。

在思想認識上，要摒棄怕被監督找麻煩的顧忌。學校方不能把家長陪餐制視之為“洪水猛獸”，一味防范遏制甚至打壓，而是要主動大方面對和接受，將其視為更好改進學校日常管理、完善提升食品安全工作水平的有力手段，化壓力為動力，變被動為主動，促進家校監督并重提升良好格局。有關行政部門也不應害怕家長陪餐制可能帶來的投訴舉報、負面問題反饋以及不合理訴求等困擾，遇事不閃躲不推諉，處于公心客觀公正應對處理各類矛盾問題，在保證校園食品安全的共同目標追求中，貫徹執行好家長陪餐制。

在法規制度上，要賦予合法合規的規范依據。目前家長陪餐制僅僅在《學校食品安全與營養健康管理規定》中有提及，也僅僅是針對具有條件的幼兒園和中小學校，還不是普遍性和強制性的要求。這顯然還有很多選擇性執行的空間，有較多空白需要填補。如果未來要將學生家長陪餐制納入校園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體系，就必須出臺更為規范詳盡的法律法規文件，以明確的條文要求作為執行依據，需要明確學校方和家長方的責任義務、家長陪餐制的保障形式、陪餐行為監管方式、問題處置規則等諸多事項內容。

在方式方法上，要突出具體操作性和運用實效性。家長陪餐制不是什么新事物和高科技產物，在不少地區和學校也有施行探索實踐，好的經驗做法都值得借鑒吸收。比如，不少學校建立了類似家委會（伙委會）的組織，對學生伙食在內的安全工作有一定的參與監督權，學校在方便的時候組織家長陪餐日或者廚房開放日，讓學生家長了解食堂經營管理的狀況。也有部分幼兒園或中小學（比如威海市羊亭學校），把家長陪餐制擴展到家長幫廚形式，通過聘用學生家長擔任食堂員工，參與從食材采購到烹飪加工等全環節工作，使得食品安全監督更為全面徹底，社會反響較好。除此之外，各地區各學校應當結合實際，就家長陪餐制的實施方式、業務培訓、費用管理、獎懲機制、問題反饋、糾紛處理等，制定細化措施，具備操作性和評判性，讓家長陪餐制不流于形式，能真正發揮其有效監督食品安全的功能作用。

究其根本，學生家長陪餐制的最終目的，還是為了確保學生吃得安全、吃得有營養，督促學校真正把食品安全主體責任落實到位，最大限度保障校園食品安全底線防線穩固。施行學生家長陪餐制，是當前校園食品安全的又一有效監督方式，是拓展食品安全監管和社會共治的一種有力手段，起著維護師生飲食安全“防火墻”“保險鎖”作用，是切實可行和勢在必行的發展趨勢。當然，一種制度的施行不可能有一勞永逸的功效，也沒有萬能靈驗的模式，應根據時間環境和群體對象等條件的動態性，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發展性思維，靈活加以探索運用和完善提升，既不搞一刀切一鍋煮，也不能因噎廢食裹足不前，對于正確有效的舉措，要大力鞏固和堅持，對顯現的不合理不可行做法，要果斷摒棄或改進。（滁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徐以成）